治理燃煤污染的關鍵，除了控“量”，更要改善燃煤結構，而不是不顧實際，一哄而上“煤改氣”
過剩的產能、高企的庫存、巨額的債務，如今已成為煤炭企業身上的三座大山。除此之外，還有一把懸在頭頂的達摩斯之劍——政府的控煤計劃。
控煤，從中央到地方
在4月10日召開的第十二屆中國國際煤炭大會上，國家發改委能源專家表示，中國正在醞釀實施能源消費總量控制計劃，其中主要是煤炭消費總量控制。業內人士透露，一份更加詳細的控煤方案不久將浮出水面，這是政策層面對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的落實。
按照國務院2013年發布的《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》，到2017年，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降至65%以下，京津冀、長三角、珠三角等區域力爭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。
事實上，為了治理霧霾等污染，當然也同時是為了降低單位GDP能耗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、改善能源消費結構，從中央到地方，都在加快控煤腳步。
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兩會期間表示，今年中央主動加壓，確定能源消耗強度要下降3.9%，這意味著要減少2.2億噸煤炭消耗。
跟著加壓的還有地方政府。以天津為例，根據該市2012年發布的《2012~2020年大氣污染治理措施的通知》，到2015年，全市煤炭消費總量將控制在6300萬噸左右。不到1年，該市就調整了目標，從控制增量變成絕對削減。按照新計劃，到2017年，該市煤炭消費總量將控制在4200萬噸左右。
加大控煤力度的同時，是加速推進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的替代利用。中國礦業聯合會專家在第十二屆中國國際煤炭大會上表示，計劃用10年時間開發3000億立方米天然氣 來替代中國3.2億噸煤。
一哄而上“煤改氣”
藍圖看起來很美好，但現實情況并不樂觀。比如天津，其控煤基本思路是以天然氣替代煤。目前，天津天然氣消費量為每年26億立方米，預計2017年達到200億立方米。截至2013年底，天津市已完成燃煤鍋爐改造32座，但其中有6座改造后沒有氣燒，一些燃氣鍋爐連進行調試的氣都沒有。
針對部分地區過于集中的“煤改氣”項目，國家發改委在去年11月連發兩份通知，要求沒有落實氣源的項目不予批準，未經審批的項目不得開工。
事實上，一些專家對部分地區的“煤改氣”方案至今持保留態度。
中國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表示，限制用煤不能一刀切，也不能盲目地一哄而上“煤改氣”。他指出，“煤改氣”要根據我國資源狀況逐步推進，決不能不顧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和從國內外市場獲得天然氣的能力。
與曹湘洪的觀點一致，國家環境保護城市顆粒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、南開大學教授馮銀廠認為，治理燃煤污染的關鍵在于改善燃煤結構，而不是不顧實際情況，一哄而上進行“煤改氣”。
馮銀廠舉例說，造成霧霾的污染源中有一部分是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硫。監測表明，燃燒等量的煤，生活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約為發電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的6.25倍。天然氣替代民用燃煤的平均環境效益，約為天然氣替代發電燃煤環境效益的26倍。
我國的現實情況是，發電燃煤量占煤炭消費總量的49%，遠低于發達國家（美國94%、歐盟81%）。通過采用先進技術，發電燃煤的污染可集中治理。民用燃煤因分布廣，污染治理難度大且效率低下。因此，在“煤改氣”過程中，應優先考慮替代民用燃煤，而不是把大型火電廠都改成燃氣廠。
離不開煤
就要把煤炭文章做好
馮銀廠表示，上世紀80年代，我國顆粒物污染主要是煤煙型污染，但現在顆粒物污染的來源類別越來越多，占來源百分之十幾的源類就有燃煤、機動車、城市揚塵等六七種，寄希望于采取一項措施就取得明顯效果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。想在一兩年內就把污染治理好，這種急切的心態很容易導致決策上的失誤。壓煤、控車、抑塵是總的戰略方向，但每個地方實際情況有別，具體措施應當因地制宜。
正如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史玉波所言，我國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稟賦特點，決定了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，煤炭作為主體能源的地位難以改變。既然離不開煤炭，就要把煤炭的文章做好。